“在这场舆论风波中我们两败俱伤。”某曾今也参与过网曝的新闻平台在抖音上如是报道。
可真的是两败俱伤吗？
肖某某的母亲手握判决书，面对的却是儿子确诊PTSD和家族永远的创痛。
而当事人却还在微博上嘲笑被诬告的肖某，得不到一点相应的惩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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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7月25日，武汉经开区人民法院对引发全国关注的“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”作出一审判决：无法认定肖某某的行为构成性骚扰，驳回女生杨某（杨景媛）的全部诉求。这场历时近两年的纠纷，以法律形式否定了性骚扰指控，却揭开了更深的疮疤——诬告的代价由谁承担？
一、事件全貌：从“抓痒”到“性骚扰”的罗生门
事件始于2023年7月11日，武汉大学女生杨某在图书馆自习时，发现对面男生肖某某多次用手摩擦腿部。她暗中拍摄5段视频（总长约4分50秒），指控其“隔空性骚扰”，并当场要求肖某某写下道歉信。两份矛盾的道歉信成为关键证据：
- 第一份称“拍了姐姐，侵犯隐私权”；
- 第二份改为“做了下流的事”但未明确行为性质。
杨某随后将事件发至网络，引发10万+浏览量，武汉大学迅速对肖某某处以记过处分，但通报仅模糊提及“不雅行为”，未认定性骚扰。
然而，肖某某母亲提供的关键证据彻底扭转了叙事：
- 肖某某长期患特应性皮炎，事发当天湿疹复发，购药记录与病史相互印证；
- 5名医学专家联合论证，视频中的动作节奏、间断特征不符合自慰行为，而更贴近抓痒。
法院最终采纳医学意见，认定行为“无针对性”且“非性目的”。
二、诬告的社会成本：零代价施害者与破碎的受害者
尽管法律还以清白，代价分配却呈现残酷反差：
- 施害者轨迹：杨某败诉后公开宣称“不会道歉因为我没错”，并高调炫耀“保研成功”“继续读博”，甚至扬言向肖某某申请的所有院校投递“举报材料”。校方对其未启动任何追责程序。
- 受害者废墟：肖某某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，多次自杀未遂，学业中断、保研资格取消；其家庭遭遇“开盒”攻击，照片被制成遗像，爷爷因网暴刺激离世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此类事件已非孤例。从华东理工大学耳机事件到北师大电梯争端，“小作文控诉-舆论审判-男方社会性死亡”的路径被反复验证。而诬告者鲜少承担后果——杨某的保研与肖某某的退学，构成制度性双标的刺眼注脚。
三、系统性漏洞：道歉信如何成为“罪证链”起点
本案暴露了机制中的致命螺旋：“体制的不可逆性”。
当肖某某在杨某压力下写下第一封道歉信时，他以为仅是“息事宁人”，殊不知这成了后续指控的“铁证”。随着事态升级至辅导员签字、学校通报，雪球越滚越大：
- 校方为平息舆情仓促处分，尽管内部调查“排除性骚扰”；
- 法院若迫于既有“证据链”压力，可能酿成第二个“大同诬告案”（男方被判3年刑期）。
所幸肖某某父母在第三步踩下刹车：拒绝学校背书、坚持司法介入，才避免冤案彻底固化。这也揭示了维权的黄金法则：首战即决战，妥协只会导向深渊。
四、改变路径：如何让诬告者付出代价？
遏制诬告需三重革新：
- 司法层面：将恶意诬告纳入反诉范畴，参考肖母计划起诉网暴者的行动；
- 校规层面：建立诬告追责条款，杜绝“保研诬告者、处分受害者”的荒诞；
- 舆论层面：强化证据意识，警惕“小作文定罪”——如本案中，视频未显示眼神接触或针对性动作，而图书馆监控证实两人全程无交流。
法律学者卢诗翰的警示值得深思：“在这个时代，劝别人大度就是让别人死。 涉及性骚扰指控，必须第一时间以法庭对抗的姿态应对”。
肖某某的病例与杨某的保研通知书，在同一时空下构成一幅讽刺图景。当法院判决无法修复PTSD的创伤，当“胜诉”仅成为苦难的注脚，正义仍远未实现。法律可以宣判清白，却难以缝合网暴撕裂的人生。
若诬告继续是零成本的武器，下一个肖某某或许就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——他的道歉信，正在被书写成自己的罪状。
